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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国注定了是一个擅长在媒体兴风作浪的人。
继2002年8月9日邓建国“金盆洗手”，在众多媒体前宣布退出娱乐圈后，2003年7月28日，他又亲自率领他的巨星影业把海内外百余家媒体带上了八达岭长城。
这次，邓建国的名目是为广州赤水河酒业公司拍摄一款广告片，噱头是请来一位118岁的广东长寿阿婆，为这款“女人酒”登上长城做形象代言。
次日，阿婆没有牙的笑脸绽放在北京街头大大小小的报摊上。邓建国仍然借助他所熟悉、公众也因此熟悉他的娱乐形式，完成了从投资影视业到投资酒业的平稳过渡。
贴牌珠影 打造巨星 邓建国的品牌之路
与邓建国约好在西单的赤水河酒楼接受采访，那里是他的酒业在北京的大本营。
在从一层到二层楼梯的一面墙上，邓建国正和三个年轻的男孩女孩，一身红军装束，笑容满面地涉水而来。只是他已为“四渡赤水”的少年红军们更换了新式武器，每人一瓶“赤水河酒”。是邓建国正在进行酒业的长征？还是邓建国要带你返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告诉你他手中的酒与世代饮赤水河水的茅台镇有关？还是这本来就是“邓氏搞笑”的03版？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答案任你想像。
邓建国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于准确评价的人。他的思路、他的方式喜欢“出奇兵”，如果你一定要为他的言行找到理论根据，那你就会突然觉得比
他还“搞笑”；但你如果仔细回味他与他的巨星影业在极短时间内的突然崛起，以及给中国影视市场平添的一道彩虹，你就会相信他的成功一定有一种常规以外的解读方式，一定有他自身的规律可循。
仍然是一头时尚的黄发，仍然是面对媒体招牌式的轻松微笑，但在邓建国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里，记者无论如何也没有听出他内心的轻松，反而是有些悲凉，有些无奈，有些智慧型的退而求其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建国性格中的率直和本真，是他怎样作秀都无法完全遮盖得住的。
“大家都说我是在娱乐圈里最早重视企业与个人品牌的，而且是这方面的炒作高手。其实，在我1 995年真正意义上进入影视业时，并不知道品牌的重要，也不懂公司和个人的品牌效应，只是明白要拍戏就需要投资。钱从哪里来?只有把要拍而没拍的戏先卖出去，用这笔钱投入生产，产出电影或电视剧的成品后，再进入发行渠道二度销售，形成一部戏整个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而能把没拍的戏卖出去靠什么？靠的是信誉、质量和由此形成的品牌。品牌的观念应该说是在市场规律的操纵和引导下，逐渐清晰逐渐确立起来的。”
说邓建国误打误撞成就了巨星影业和他个人在影视圈的招牌有些不公平，但这个领域在90年代中期时的体制和机制，也确确实实给了头脑灵活如邓建国的人发展的机遇。当时，在中国的几个著名大城市，都有响当当的国家级的电影制片厂，像北影、上影、珠影、西影等，但当时的体制给这些电影厂的束缚使邓建国上述的市场化运作基本上与他无缘。比如仅就一部电影的宣传发行费用而言，国营电影制片厂一般限制在1 5万左右，而邓建国的巨星影业给每部片的此项投入是国营电影制片厂的5至10倍，宣传的力度所呈现的强大攻势绝对为邓建国和他的巨星影业产生了放大效应。
邓建国的聪明还在于他看到了资源整合的重要和有效。比如他把巨星影业的前身——“明星创作室”建到珠影的旗下，并且在拍他平生第一部电影作品《广州故事》时扬长避短地与珠影分工——他负责投资和经营，珠影负责组织拍摄班子。这样的合作必然使各自的强项得到集中精力的充分发挥，珠影与邓建国本来像并不搭界的两条路上的两部车，但经此搭配其结果是双方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资源和最优配置。
贴牌战略的成功让邓建国在中国影视市场迈开了更大的步子。1996年，邓建国投资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广州教父》首推制片人负责制，一改中国影视界长期沿用的导演、制片主任双重负责制，即由制片人做出整体方案：定剧本、选演员、找导演、确定制片主任等。《广州教父》的制片人是香港著名演员汤镇业，汤也确实以“教父”的身份，把香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的电影市场商业运作模式言传身教给了邓建国。继引进海外监制后，邓建国又开辟了签约海外演员的路子，这种不断为自己造势借势的结果，传达给外界的信息是邓建国与巨星影业的实力雄厚，可以请“天价”的演员．拍很多部戏，并且每一部都赚了钱。于是就真的引来了其他领域的投资商，应该说从客观上带动了中国影视市场的繁荣。
最让邓建国有成就感的应该是他投资拍摄的《康熙微服私访记》1至4部。这套大约是还没结尾的连续剧让他把自己与张国立做成了“捆绑销售”的样板，不仅在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的电视台卖得盆满钵满，而且在热播期间的高收视率，也使邓建国的名字和张国立的演绎家喻户晓。
如果一定要说邓建国为中国影视市场的发展作了什么贡献，对这一点邓建国倒也想得明白说得乖巧：我就算是在中国影视业制片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而巨星影业公司宣传部长谭飞对邓建国的概括却是极其理性而且到位：“邓建国是在一个创意奇缺的年代，进入了一个极需创意的领域，干了一些很有创意的事情，获得了缺乏创意的评价。”谭飞甚至指出邓建国的炒作带来了某种观念的启蒙，因为“把注意力吸引过来的重要性不亚于把资金吸引过来。邓建国作为先驱者的启蒙作用，还在于向后来者展示市场经济中某种未被认识的客观规律、展示手段与结果的某种必然联系”。
邓建国的成功在于他能够比较早地发现市场规律，并且能够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平等在于以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事实说话，而不是论资排辈；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在于成功就受到追捧，平庸就遭遇冷落，无所谓谁对谁错。
主打电视剧 卖片与卖酒 巨星影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建国是中国影视业的民营企业家。
至今为止，邓建国共投资拍摄电视剧30部(700集)，全部盈利；投拍电影8部，远没有
电视剧那么乐观，仅有1部赚钱。邓建国对这种大赔大赚的现象给予的解释是：相对于电视剧，电影在前些年一直还处在一个没有市场的市场。比如在北方某著名大城市，只有一家电影发行公司，这种没有竞争力的垄断经营使电影投资回收的可能性极小。而电视剧的市场相对要活跃一些，除了省、市台，还有有线台、教育台等，许多频道都有买片的能力。市场的广泛给投资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事实也很快证明了邓建国的正确判断，第一部电视剧就让他以600至700万的投资，创下了2000万的回收，这也是邓建国在电视剧市场收获的第一桶金。
邓建国接下来的决策是巨星影业主打电视剧，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投资30部700集的大获全胜。但邓建国也说，作为影业公司，电影赔钱也还是要拍一些。这种“在商不言商”的做法，除了是出于对整个公司性质的宏观考虑外，更多的可能是来自邓建国早年在江西抚州林场做电影放映员时，堆积在心底的一种情结。当然，不是所有做过这个职业的人，都有邓建国的梦想和邓建国的能力，都能把一个影视守门人的身份最终变成修筑和盘踞这个殿堂的“大鳄”。之所以认定他一定有这种“情结”，除了缘于他从江西走到广东的事业轨迹，还缘于他从“卖片”到“卖酒”的曲线自救。邓建国告诉记者：我是注定要投资影视的人，因为我偏爱影视。我不管在什么地方赚到钱，最终还是要回到影视业投资，就像每一个人都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样。
邓建国的执著是因为他很无奈。如果说电影市场已经有了改革的苗头，开始尝试以“院线制”取代垄断，那么电视剧的市场却在收缩。电视台的机制通过前两年的调整后，又回到了统一购片的条条框框里。邓建国说：统一购片就意味着这个市场又变成了纯粹的买方市场，因为是独家垄断，电视台就可以在买片时不尊重投资商利益的任意限价。比如，巨星公司在华东某大城市的电视剧交易，统一购片前一集可以卖到8万，是竞价的结果，而统一购片后一集只给2万；在北方某著名城市同样的交易，之前之后是6万与1．5万的差距。这个不平等交易制片公司还必须接受，独家嘛，不然投资商一分钱也收不回来。
交易形式不灵活的副产品是产生腐败。投入了大量资金的制片公司，急于资金回笼急于再生产，必然被逼上钱权交易的黑路。这时，人情关系的重要肯定要大于片子质量的重要。邓建国不一定是要挽救整个电视剧市场，但他一定要给巨星公司给他自己的投资，找到一个与电视台回旋的余地。他提出与电视台在买片时签订一个风险合同，即把收视率设定一个点。比如一部电视剧以1 5％的收视率为准，在播出时不足这个点，每集扣制片公司多少钱；而在播出时超过这个点．电视台给制片公司以奖励。客观地说，这样的合同于制片公司、于电视台、于观众都非常公平，这种公平机制带来的收视效果也会被贴片的广告商看好。但电视台的反应很冷淡，这种风险合同肯定不签，制片公司你若有好片先拿给我，等电视台播出后看效果再说。在一般的购片合同上也不愿写上回款时间，因为电视台在播完片子的一两年后都不付款的情况大大存在。而且最让投资商不能接受的是买方态度的强硬：你要卖就卖，不卖就算了。邓建国说不仅是影视商人，所有商人都会密切关注他所投资领域的市场利润，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会引来大量投资商的大量投资，反之，投资商们就会撤离。
其实，一个市场向什么方向发育成长，关系所有参与市场的方方面面共同的利害，受益者和受害者都绝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市场中的每家公司，每个机构、每位行为人的具体操作，也构成整个市场的环境和风气。邓建国作为投资影视业的民营企业家，其在娱乐圈的信誉有着很好的口碑。从为他做了《康熙微服私访记》连续四部的著名编剧邹静之，到一直与他合作的“王牌康熙”张国立，从腕级导演到大牌明星．大家对邓建国其他方面的评价可能各有各的说法，但在遵守娱乐业的游戏规则、按合同付酬不拖欠这一敏感问题上，对他的肯定是趋于一致的。甚至在市场机制成熟的香港娱乐业，也难免有赖账现象存在，这也给邓建国用自身良好的信誉顺利签约众多香港影星，借以打造巨星影业的实力和阵容创造了绝好的机会。
邓建国称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来自家庭，来自普普通通的但一生为人诚实的父母。对这种家庭教育最根深蒂固的记忆，就是不说别人的坏话、不害人。邓建国说这个信念将成为他一生做人的原则。我们承认每一个人的启蒙教育都会与生他养他的家庭有关，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社会环境给一个人的塑造。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既给了诸如邓建国等一大批敢于先行和善于先行的人们极大的发展空间，又因改革的渐进原因使这个空间里还预留着这样那样的障碍，跨越这些障碍的方式曾使许多人折戟也使许多人飞翔，邓建国无非是以他嗅觉的敏锐捕捉到一个最顺应市场规律、最符合人心所向的商业动机。当然，他的这种操作也绝对与他这方面的人品有关。
逃出娱乐圈 遁身酒行业 等待影视市场真正意义的开放
开始做酒的邓建国表面看仍然很活跃，这是他的性格。
任何人的性格都是多重的。邓建国性格中的韧性或者说狡黠，是能够把心理承受的底线降到常人不能降的超低层面，以此赢得比别人更大的生存空间。但他性格中的倔强也使他声称：我从来就以投资的作品说话，而绝不和电视台节目部的人在饭桌上做生意。如果我不就范不随行就市就卖不出片子，那我宁可暂时转行做别的。
心有影视“千千结”的邓建国，即使是站在酿酒作坊的酒缸旁，仍不忘影视业。
宣传总监谭飞对邓建国的观点很独家也很精辟：“给邓建国下结论，其实应该放在十年以后。十年前不理解他的人，十年后也许会向他鞠躬致敬。”
如果致敬还是那么遥远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给邓建国鼓掌。他在他的家乡出资捐助了“邓建国希望小学”，在江西助养了1 00个失学女童。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善事，许多成功的人士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种种善举，之所以建议为他鼓掌，是因为以炒作著称的邓建国，在这两件事上居然没有弄出任何动静。
对于“邓建国=炒作”的广泛说法，邓建国是接受的。但他也在此次采访中向记者道出了炒作背后的辛酸：公司以前签了许多演员，也花成本造星捧星，但最终留不住。如果长期打造巨星影业的品牌，我要找一个走不掉的演员——那就是我。
或许因此吧，邓建国在公开场合的所有举动给人的感觉一律有作秀之嫌。包括他与合作者“没有压力”的相处，包括他配合媒体的微笑模式，包括他的黄头发和花衬衫……一种极力的表现一定是在掩盖另一种不被人知，邓建国热闹的表面或许在有意无意地遮蔽着一个人内心的炎凉。
邓建国曾这样告诉记者：如果一定要把卖酒与卖片做比较，那至少有两个方面前者比后者让我更能接受。一是酒业有广阔的市场，我在那里不会受到任何垄断的限制；二是做酒业不会遭到“内行人”在身份问题上的打击。娱乐业是一个
相对浮躁的领域．那里有不少以身份论英雄的“学院派”和“专家”，一个“农民”总在这个圈子里搅来搅去让他们很不舒服。退出后，从常理上说我应该是很轻松的。我不必再顾及“权威”们的脸面和眼色，可以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如果在酒业也成功了，在赚钱的同时也再次证明了我能力的价值；即使我不成功，也没有太大压力，我对这个市场的期待是在学习阶段要处于低调，能做大时我一定做大。
邓建国说他现在还真的是在学习很多新东西，终端市场、消费者、促销、商标等等。但能够让他触类旁通的是，“卖酒给消费者或批发商与卖片给电视台或发行公司是一样的，都是为产品做一个终结”。
正如谭飞与记者的交谈：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在法律的框架下允许不同流派、不同声音和个体差异的存在是社会的进步和必然。我们期待民营企业家邓建国在酒业的成功，也预祝这个江西老表带着在酒业注满的冲天豪气，早日重返他魂牵梦绕的影视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