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自然奇迹与人又奇迹在这里交相辉映。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着26个民族，他们能歌善舞，勤劳朴实，完整地保存着那份世代相传而来的文化内涵。

    2004年，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率《云南映象》演出团赴京演出，8场演出场场爆棚，演出效果震撼人心。同年，17岁的少女“诺玛”走出了云南弯弯绕绕的梯田，在22个国家捧回了22项大奖，让世界认识了云南。

    一时间媒体头条纷纷打出“云南!”“云南!”“云南!”

    云南像经过悉心打磨的宝石，焕发出了应有的光彩。云南的文学艺术正在走向全面繁荣，产生了震惊学界的“云南现象”。

    这个磨石人就是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和作协副主席丹增，他用文化打响了云南品牌，使云南继烟草业和旅游业后实现了文化产业的崛起!

    记者借丹增来北京出席“首届中国西部（昆明）文化产业博览会相关事宜协商会”的机会，找到了百忙中的他。丹增神采奕奕，和蔼健谈，亲切地邀请我们坐下，说“《中华英才》杂志我经常看，我们是老朋友了”！一句话使现场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他两鬓斑白，双目炯炯有神。对于我们的采访，他有问必答，而且解答得十分详细。丹增不止一次说，“不要宣传我个人，要宣传云南的文化，云南的老百姓。”

民族文化的积淀

    丹增出生在西藏的一家书香门第，神秘的土地孕育了他独特的艺术灵感和人文关怀，无论是做编辑、作家还是“文化书记”，无论从事创作还是从事管理，他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藏那曲地区，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地方，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丹增的童年就在那曲的比如县度过。比如县四面冰山雪峰环绕，是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着圣洁、宁静与顶天立地的豪迈，他的藏民族文化功底在不知不觉中日见深厚。

    “12岁之前我是在家乡度过的，彼时年幼，心性未定，而家教又颇严，为读书吃了不少苦。”在丹增的回忆中，每天的生活是从一炷香开始的：晚上天一黑就开始点香，烧一段香是睡觉，再烧一段则必须起床，开眼便是习颂，等着香灭，再点上另一炷。“稍有懈怠就可能挨板子，所以丝毫不敢马虎。有时候困极了，就噘着嘴拼命吹香，让它烧得快一些，也好快点结束这辛苦。”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似乎为儿时这个举动感到不好意思。

    正是这样严格的教学方式使他接受了系统的藏文化教育。他说：“以后从事文学工作时发现了这种训练的必要和好处，因为有了对西藏历史文化的熟通，创作起来灵感才源源不绝。”

    1960年，丹增走出西藏，开始接触汉语和汉文化。在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中一从汉语拼音、藏语拼音开始，他用4年的时间打好汉语基础，为之后进入理解汉文化做好铺垫。

18岁那年，丹增来到了祖国的心脏——_北京，准备考入大学作进一步的深造。

    但是后来．史无前例的“文革”打断了这个计划，他不得不暂时回到西藏，在西藏日报社当学员。“还是走新闻的路子，就当作实习吧，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嘛。”谈起这段经历丹增显得豁达大度，他乐观地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文革”结束后，全国大学开始了第一批招生，丹增毅然参加了全国统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被第一批录取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从此开启了他人生路上的许多个绝无仅有：这是复旦大学第一次招西藏学生，他是当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里唯一的藏族学生，也是西藏第一个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经过4年系统的专业学习，丹增已成长为合格的新闻人，这意味着他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完善和成熟。记者眼前的丹增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言语间显示着阔大宏容的气度，如果不是他一直戴着的藏帽提醒，简直与翩翩鸿儒无异。

    藏族、汉族，两种文化在他身上交汇，形成了厚重的积淀，为他今后的创作和思考准备了取之不竭的源泉。

坚持创作的书记

丹增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故乡西藏。学成归来，满腹经纶，再次踏上这块阔别许久的高原大地，他踌躇满志。

    “那时候算是知识分子，所以一开始就被分配到西藏山南地区记者站做站长，下基层接受锻炼。”两年后他被调回西藏日报社做记者部副主任，次年升为主任，后又荣升副总编。

    那时，他一方面是资深记者、编辑，从事文字工作，关注民生国计；另一方面是作家，着手文学创作。同样是握着笔杆子，语言和思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也许是他对西藏这块土地太熟悉了，也许是他心中有太多的感动需要抒发，也许他从来就心系文化之脉，他很快进入了文学创作的旺盛期，其作品频频被刊载在《小说月刊》、《中国作家》、《新民晚报》、《边疆文学》等刊物上，并屡屡获奖。

第一篇处女作小说《神的恩惠》，获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炮打响；报告文学《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反映了一些在西藏特别是阿里工作的汉族干部的生动感人形象，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报告文学奖，影响广泛；评论《论藏族文化的民族特色》，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论文奖，具有深远的意义。歌曲《不知哪月是春天》荣获中国广播新歌奖。

    在所有的创作中，丹增钟爱报告文学和小说。由于其文学创作上的特殊贡献，他在任西藏日报副总编时兼任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很快升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局长。从此他的一生与振兴文化事业息息相关。2001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

    “我写作的时候涉猎的题材很广，人生宇宙，国内国际都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胸怀宽阔，他的作品也获得了国际共鸣。《“半半哲学”之大智慧》提倡以“允执其中”的哲学态度生活和做人，获新加坡华人文学奖；经济报告文学《太平洋洪涛》，涉笔马来西亚，获新加坡文学奖和马来西亚文学奖。

    “无论工作多么忙，我都尽量抽出时间来写作品。”他通过创作保存着那份赤子之诚通过创作，他对问题观察得更细致、考虑得更周到；通过创作，他在心灵与物质间保持着平衡。

从政从文并行不悖

    传统的儒家文人都有经国济世的抱负，深受汉民族文化濡染的丹增也不例外。

    他调到西藏自治区文化局不到半年，便成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协助副书记分管西藏的藏族研究、文艺创作等方面的工作。两年后，他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历任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对于这段经历，丹增认为“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3年时，政府提出“要培养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和“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于是，受过系统的藏民族和汉民族文化教育、37岁的丹增很快成长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2001年，丹增调到北京，开始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后又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这个文化官可不容易当，作品要有成就，有流派，不然不足以信服人。”丹增笑着说。

    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在北京继续他的文化事业？丹增说，在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高原上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忽然来到海拔40多米的北京，“年轻的时候问题不大，现在还真有点吃力”。原来在高原上生活惯了的人，一下子回到平原，也会发生“坠氧反应”，表现为失眠、头晕、记忆力下降等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关心丹增的身体健康。“海拔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找个适度的，去云南吧，海拔不高不低。”就这样，丹增去了云南。

    丹增说：“之前我没有去过云南，还是我爱人在昆明世博会的时候去过一次，她告诉我说云南太好了! 果然，到了云南之后，我能睡好觉了，夜间可以连续睡七个小时，中午还能睡上两个小时，整天精力充沛。”

    云南让丹增陶醉。而云南璀璨的民族文化资源，更让他感到惊喜。因为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现一个文化的聚宝盆更值得高兴的呢？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出于文化人的敏感，丹增很快就注意到了云南别具一格的文化宝藏。他看到，云南是一个多文化的交融地，南亚文化、印度文化、中原文化、本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合，滇东曲靖爨文化、大理南召文化都具典型意义。且云南又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25个少数民族中有15个为云南独有，是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山山水水各见人间千秋，为云南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因为分管文化，到了云南以后我就踏上普查云南文化资源‘家底’的长征之路，足迹遍布云南的70多个县，16个地州。”丹增边说边回忆。

    工作中，丹增身上处处表现了严格的实证精神。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黄尧还清楚的记得随丹增下乡思茅、西盟、澜沧、沧源、临沧之行的22天里，有-这么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情。丹增将云南文学艺术界的几位同志召集在一起，带上干粮，拄着拐杖，走村串寨，深入民间。“我们住在乡里，住在村里，每天都跟少数民族在一起跳舞，喝酒。就连把佤族从生小孩、盖房子、做饭吃饭等生活画面都摄像记录下来了。”

    丹增说：“我们不能空着手去见老百姓。我们要舍得带自己的钱去乡下花，不要增加当地政府、老百姓的负担。”因此，他们每到一地，都准备好食品、糖果和文具，分给老百姓。看到大家展开的笑靥，丹增高兴极了。

    在调研活动中，丹增表现出严格的求实精神。当他听说临沧有两个相通的山洞，距离6公里，水从山间流过，就决定亲自去探洞，看看有没有开发成为旅游景点的价值。这个洞还没有人探过，这样做太危险，但是无论大家怎么劝说，他还是坚持要亲自去看看。他说“如果这个洞探好了，开发出来了，咱们不是给老百姓做了件好事吗？”

    出于安全考虑，大家好不容易才说服他用圆球漂浮探洞。于是，在6公里以外的出口处，在不通路不通车，地势险峻的山腰上，丹增足足等了45分钟。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球终于从洞口顺水而出，此时，丹增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深入实际而又倾注情感，用这样的工作态度，丹增他们一行把云南的文化基础都研究透了，有了发言权，就能够制定出更切合实际的文化发展政策。

    “到现在为止我走过全世界大约42个国家，欧洲、美洲、澳洲、非洲，从好望角到埃及，从安格里奇到智利，火地岛也好，悉尼也罢，云南的文化资源还是让我惊叹。”丹增深深地为云南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

    “云南是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拍摄的基地，文学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说到这里，丹增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豪的微笑。他说：“云南拥有丰富的矿藏，尤富各种有色金属矿藏，但这些是越挖越少的，开发过程中一定会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而文化金矿是无形的，既不会采完，也不会破坏生态，五南的文化资源可以作为金矿、作为富矿来米。

    丹增把云南比作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例如阿诗玛，本来是彝族的史诗，可以拍成电影，编成歌剧、舞剧，也可以做成动漫。他说：“这种复制性的生产越多越好。既不会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又能继承、弘扬民族文化，还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坚持创建成文化大省

    在诸多省份中，云南是第一个打出“建设文化大省”口号的，到现在为止，云南已经实现了音乐、舞蹈、电影等12个艺术门类的全面繁荣，去年《云南映象》的演出更是在全国掀起了一阵“云南热”，借助民族文化的复兴，“云南”一度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这一切，可以说丹增功不可没。

    丹增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是经过一番权衡考虑的。他说：“过去我们只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它的政治属性，不讲它的商品属性和产品属性。第一次把文化的商品属性提出来的时候，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因为强调了文化的产品属性，人们会说这淡化了政治属性，在当时，对一个省委副书记来说，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丹增认为自己没有错：“我认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不对，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它。现在是经济和文化融为一体的时代，应该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文化可以成为经济，怎么是为经济搭台的东西呢？”

    党的十六大，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繁荣文化必须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与丹增的想法不谋而合，加快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丹增吃了定心丸。

    十六大一结束，丹增就组织开办了两期高级研修班，第一期是地委书记班，第二期是市长班，对云南省16个地州的一把手都进行了文化产业知识的学习研究。“我们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讲文化产业的所有教授请来，把清华、北大文化产业研究所的教授，把香港、上海方面的专家都请来，大胆讲，敞开讲，使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

    通过层层上情下达，云南各方从观念上正确认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并切实行动起来，使云南的文化产业形成了质的腾飞。

百花齐放文化为本

    云南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所谓“云南现象”，指的就是云南艺术繁荣，文化产业发展，已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列举那一个个文化成就亮点，丹增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舞蹈方面，涌现出了以《云南映象》为代表的大批文艺精品，《云南映象》、《母亲河》问鼎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云南映象》是一座里程碑啊！

    “文学方面，昭通作家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青年作家范稳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被《人民文学》评为年度全国优秀长篇小说。

    “电影方面，连续两午，云南题材《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都是‘华表奖’的赢家，尤其是《诺玛的十七岁》引起了国际关注，在22个国家获得了22项大奖。目前火爆的电影《千里走单骑》、《无极》、《神话》都是在云南拍摄。

    “电视剧方面，2003年4月至今，在云南拍摄的电影电视已达76部，包括《茶马古道》、《大马帮》等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导演们都说云南的空气透明清澈，胶片效果特别好!

    “还有话剧、京剧、音乐、美术、杂技、摄影……”

    今年以来，中央有关报刊发表文章指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云南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已在全国形成独特的“云南模式”。

    国家广电总局批示，把云南打造成为中国唯一的“电影产业试验园区”。首个创作、拍摄、制作、交易基地已在云南挂牌，云南的电影产业将日愈地域化、规模化、专业化。   

    丹增指出，“社会参与的力量不可忽视”。过去搞创作，一般采用政府出钱，组织专家搞创作的方式，如今引入市场机制，按照市场化运作，民间力量投资拍戏，产生好效益有奖励，就把整个局面都搞活了。他说：“《云南映象》只投入320万，其中杨丽萍投了120万，一个企业经理投了170 万，政府只投了20万，现在却回报了1亿多；《花腰新娘》的投资者是个煤矿老板，投了500万，前不久刚获奖，仅是奖励就有200万。”

    看到云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丹增对未来的信心更足了。他说：“云南旅游业的发达也是由于它把文化作为灵魂，纯粹生态性的旅游只有一次，如果文化方面做足功夫，可以吸引大家旅游好多次。”

    云南每年的“旅游交易会”现在已经改成“文化旅游节”这加速推动了文化，文化又促进了经济。去年云南省文化部门的产值是174亿，比上一年净增了100亿，文化产值达到了全省GDP的4.1％，今年预计将达到240亿，达到GDP的5.4％，明年预计达到5.6％一5.8％，“明年就可以正式宣布，云南是全国唯一一个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份，真正实现了文化大省”。丹增被评为“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物”；近日，出自丹增之手的一部十多万字的专著《文化产业发展论》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