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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肝移植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促进和推动了我国肝移植的第二次大发展。
他是成果丰硕的科学家，主持着10多项国家、国际合作及声部级科研项目，共获得8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他是享誉国际的专家，1998年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999年被香港医学科学院聘为名誉顾问，并被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聘为国际医学教育学院指导委员会的惟一中国委员。
在世纪元年岁末，他又进入卫生部成为了主管医学教育、研究和卫生外事工作的副部长。
2001年6月27日上午，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大学的讲演厅，一个中国人正在以“从实验室到临床”为题进行演讲。
他首先以神农尝百草的巨幅图片讲述了中国临床研究的悠久历史，图片新颖，不由自主地将人引入到那远古的神秘年代，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然后，他又以中山医科大学的临床研究为例，向美国医学科学家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临床研究的窗户。他以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研究为主要方向，列举了鼻咽癌、肾衰腹膜透析、肝炎肝癌、眼科等研究的具体数字，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至此，中美科学家已对中山医科大学有了一个轮廓上的了解。接着他再打出一幅令人深思的图片：一位医务工作者在一束光的引导下走向远方——未来，向人们阐述了在新的世纪，中国的医学科学家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提出在未来跨国间的多边合作是促进人类健康事业发展的主要渠道。
最后，他以两幅寓意深刻的图片结束了演讲，一幅是刊登于新闻周刊杂志封面的江泽民总书记和克林顿总统的合影，一派祥和，显示了中美间的良好伙伴关系；转眼间至另一幅图片，显示中美两国元首相背而立，恰如当时的中美局势，并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呼吁中美科学家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他的演讲博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当走下讲台时，中美科学家纷纷伸出热情、友好的手向他握手致意。
他就是时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现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是著名肝胆外科教授，199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共产党员。
遵从父命 迈入医学殿堂
三十余载 治愈八方病人
黄洁夫迈入医学的殿堂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在他15岁那年，父亲因为急性肝炎去世，遵照父亲的遗嘱，中学时代的黄洁夫就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他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拯救许许多多像父亲一样的病人，使更多的孩子不再失去他们的亲人。1963年，黄洁夫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9年毕业后分配到昆明钢铁公司职工医院从事外科医师工作。
1979年黄洁夫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山医学院外科学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1984年他被国家教委选送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进修肝胆外科。在进修期间，他成为澳洲国立肝移植中心五位外科骨干医师之一，被授予“荣誉教授”的称号。1987年底学习结束时，澳方医学院极力挽留他，并送给他长期居住的申请表。黄洁夫对他们说：“我的根在中国，没有她的哺育和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学成回去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才是我的目的。”一番话令导师、同事和朋友们深受感动，他们出自内心地对黄洁夫说：“你是一位对自己祖国有强烈的爱心和高度责任感的人，是我们心中最敬重的人。”黄洁夫认为，只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才能够为外国朋友所敬重。
黄洁夫举家归国后，致力于肝胆外科和肝脏移植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成绩，得到群众的拥戴，由于学校改革事业的需要，他从科主任，副院长，院长，校长，一步步地走上了学校主要领导岗位。在繁重的政务和科研之余，黄洁夫不忘作为人民医生的职责。每周他总要抽出时间为慕名而来的八方病人诊病治病，不管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黄洁夫抢救的病人不计其数，穷得交不起手术费、素不相识的贫苦病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都全力以赴抢救。接触过他的病人都钦佩他的高明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例如，1993年10岁的陈晓云，患巨大肝肿瘤，因瘤体巨大，且与多条血管粘连，难于切除，曾向多家医院求医，均不敢接收。他的父母从报纸上看到关于黄洁夫的报道，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广州求医，黄洁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住院。这时有人劝黄洁夫，这个手术难度太大，万一手术失败，反而影响了自己的名望，但黄洁夫没有动摇，他亲自主刀，采用肝脏血管隔离、原位低温灌注的无血切肝术，经过6个小时紧张手术，为陈晓云切除了重达5斤多重的巨大肿瘤，挽救了患者的生命。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知名人士曾宪梓身患重病，生命垂危，黄洁夫赴香港会诊，力排众议，冒着极大风险，将曾先生接到广州，组织了20多名专家的抢救队伍，亲自担任抢救组组长，经过2个多月日以继夜的抢救，挽救了曾先生的生命。黄洁夫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在群众中赢得了信任和威望。
尊师重道 老将出谋献策
良师益友 学生培育成材
黄洁夫的尊师重道、尊重人才早已被传为佳话。1996年初，黄洁夫被任命为中山医科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组织召开学校咨询委员会和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请老干部们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出谋献策。并在此后形成制度，校长定期与老同志们进行座谈交流，学校重大会议和重大决策都邀请老同志们参加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学校的老同志们也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时刻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大至学校的整体改革，小至水龙头漏水、垃圾桶破损，他们都向校长反映。曾经有人对老同志反映情况不耐烦，黄洁夫严肃地说：“老同志们肯提意见，是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大的支持，他们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他也注意老同志的生活福利，他多次在会上说：“学校再困难也要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
黄洁夫提出，要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加强对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学校的各项事业要后继有人，必须培养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让他们早日走上学术领导岗位。在他的感召下1996年后中山医科大学有70多名留学海外的学子归国服务，在国内外传为佳话，这群年轻人都将黄洁夫当做良师益友团结在他的周围。在老一辈的帮助指导下，这一群年轻人为中山医近几年的大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中山医教医研工作不断地上新台阶。
在国内黄洁夫率先提出建立“主任导师”制度，设立“主任导师”委员会，让那些从学科和行政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专家们发挥余热，在学校建设规划、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重要学术论文的编写等方面发挥指导和传、帮、带作用。对在某些领域有卓越才能的老专家，则委以重用。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放手发挥各位副校长和医院院长的作用，使全院干部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学院有位教授是编辑出版界著名的专家，他主编的《家庭医生》杂志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但因种种原因，这位教授多年来受到不恰当的审查。1996年，他已年届退休，正心灰意冷。新上任的黄洁夫却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并告诉他，学校党委会支持他为学校产业集团的发展开拓性工作，要他注意工作方法团结群众，只要是对学校有利的就大胆地去干，要相信群众心里有杆秤，会得到公正的评价。面对校长的信任和鼓励，这位教授热泪盈眶，从此放下了包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学校产业集团在1996年以前上缴利润最多时约500万元。在他的带领下，校产业集团1997年上缴利润即飚升到1115万元，1998年上缴利润1500万元，1999年上缴利润2000万元，2000年包括学校药学公司在内，校办产业上缴预计将达到7000万元，对弥补学校办学资金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又如已连任两届的副校长古建辉，在年满60岁离开领导岗位后，黄洁夫还聘请他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改革调研小组组长。在古建辉的带领下，改革调研小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学校改革的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客观、科学的依据，为学校实现部省共建进入“211”工程作出了贡献。
原基础学院院长李桂云教授，退休后移居美国。在退休出国前，她一直担心学校的改革能否真正实施。后来回学校一看，便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拉着黄洁夫的手说：“才一年多的时间，学校发生巨大的变化，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教职工们的那种意气风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这在中山医科大学是多年不见的。”
黄洁夫常常放弃休息时间，深入到青年教工和学生宿舍了解情况。他平易近人，待人真诚，中山医科大学的师生员工通过电话、写信，每一句亲切的问候、每一个会心的微笑，都表达出对黄洁夫的支持。
学生们和他们的校长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毕业生代表在毕业晚会上说：“我们的校长是好校长，他爱国、爱人民、爱校、爱学生。从他身上，我们不但学到了治病救人的医术，更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在毕业典礼结束，学生告别母校的时候，学生们涌上前把黄洁夫团团围住，争着和校长握手，留影纪念，不少毕业生都是含着热泪离开学校，广东省分管科技的卢钟鹤副省长多次来到学校检查指导工作，他说：“一走进中山医，便感到有股火，有股改革向上的热情似火。”
领军医界 肝移植大发展
器官移植 呼唤法律保障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进展，肝移植是临床大器官移植的代表，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器官移植的总体水平。作为我国肝移植领域第二代的带头人，多年来，他主要致力于肝脏移植和肝胆道恶性肿瘤的外科学研究，对肝胆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开展了一系列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工作，促进和推动了我国肝移植进入第二次大发展时期。
1987年底，黄洁夫归国后就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微波肝切术、肝血管隔离、切除肝肿瘤等多项新技术和新疗法，同时，他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肝移植和第一部肝胆道肿瘤外科学专著，为我国肝移植的发展和肝胆道肿瘤科治疗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对于国际上肝脏移植的现状，黄洁夫了然于胸，他说：“现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肝移植技术都已十分成熟。肝移植手术适用范围较广，包括肝炎后的肝硬化晚期、小儿先天性胆道闭锁、先天性代谢病引起的晚期肝硬化及肝癌晚期。全球做了此手术者逾5万，患者一年以上存活率达87％。美国已成立8家大型肝移植中心，每年施术1000多例，最长的已存活31年。”
谈到我国目前的情况，黄洁夫介绍说：我国肝移植开始于1977年，由裘法祖、夏穗生等老一辈外科专家开创了临床实验阶段。在1977------1983年间，全国共进行了57例肝移植。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该阶段的肝移植总体疗效不好，最长存活时间仅264天。此后10年，我国临床肝移植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90年代初，广东省在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1993年，该院进行了全国首例小儿背驮式肝移植，启动了我国肝移植技术的第二次发展。他们组织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学术队伍，在老一辈敬业精神鼓舞下，努力开拓进取，结合中国国情，探索肝移植发展的道路，黄洁夫领导的肝移植中心已进行150多例肝移植，他说：现在我国已有5个较成熟的肝移植中心，位处天津、广州、武汉、杭州、成都，全国现有20多间医院可做肝移植，我国的临床肝移植总数已有400余例，一年生存率已达到78％，最长生存者已有7年，并对肝癌病人的肝移植；伴有乙型肝炎感染的肝病肝移植都有了我国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我国肝移植技术已逐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仅仅看到成绩，对于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清醒。“我国目前肝移植技术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供肝来源。由于我国‘脑死亡’的概念尚未建立，尸体供肝是目前的主要来源，供肝的质量影响了手术的质量。其次，由于人们传统意识落后，许多人认为死后必须保持身体的完整，不愿捐献器官，从而无法及时得到供肝，许多病人在等待中便已死亡。”黄洁夫呼吁：“当务之急是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尽快就‘脑死亡’进行立法。”
享誉国际 架设沟通桥梁
扬名麻省 促进中美了解
熟悉黄洁夫的人都知道，虽然他一直投身在教、医、研第一线繁忙的业务学术工作中，但内心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发展。黄洁夫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高的声誉，1998年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999年被香港医学科学院聘为名誉顾问，并被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聘为国际医学教育学院指导委员会的惟一的中国委员。黄洁夫先后多次赴日本、菲律宾、美国、新加坡、西班牙、韩国、瑞典、瑞士、德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多次担任大会主席和副主席。利用这些机会，黄洁夫通过与国际同行经验交流，为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国际医学界享有盛誉。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2 1世纪东西方卫生保健展望大会”这是中美两国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学术交流会议，中美双方对此次会议都很重视，共有1000多人参加。中国方面派出了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医学界精英在内的近700人的庞大代表团，被美国媒体称为是“有史以来除了奥运代表团外中国访问美国的最大的代表团”。
黄洁夫以一位医学专家的身份向美国的同行们呼吁指出，中美医学界的携手共进，将为促进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多贡献。当他说出“当今世界，医疗卫生系统比导弹防御系统重要得多”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多名美国专家走上讲台同他热烈握手，表达了中美两国人民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增强合作的良好愿望。演讲结束后，哈佛医学院院长马丁兴奋的表示：“Sun Yet—senisnumberl．”(中山医科大学是最好的)。南伊利偌斯大学医学院著名脑研究专家道特利教授说：“黄的演讲非常非常的鼓舞人心，能说出中国医学发展的现状，中山医科大学很了不起。”这次会议在哈佛和麻省这两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掀起了一股新的“中国热”，黄洁夫和他的发言成为两所著名学府中美朋友聊天时出现最多的话题。
可能正是看中了这种专业素质和济世之心，2001年10月，黄洁夫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他实现了从一名专家到校长到政府高级官员的角色转换，黄洁夫的人生篇章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带着十分眷恋的心情黄洁夫别了同学和老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母校和附属医院；怀着重新出发，开始新的征途的决心来到了国家卫生部。从南方到北方，从大学来到国家机关，黄洁夫知道从一个外科医师转变成党的领导干部将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他相信，“金子放在哪儿都会闪光”。
对自己所要担负的职责黄洁夫很清楚，他对记者说：“我将脚踏实地的努力做好分管工作。做好张文康部长的副手。努力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拓创新，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人民健康要求的卫生体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增强卫生事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卫生部党组分配给黄洁夫的工作领域是医学教育、研究和卫生外事工作。黄洁夫表示：“在医学教育方面，我要协助和支持卫生部主管的协和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工作。由于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国大多数原由卫生部领导的医学院校已划归教育部，这是符合医学教育发展规律的，有利于医学教育发展的，但由于医学教育有其特殊规律，全国的医学教育也有统一布局的必要。卫生部也有重要的职责去协助和配合教育部去做好这项工作。生命科学将是21世纪重点发展的领域与生命科学有关的经济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生物医学科学研究还相当薄弱和分散，卫生部应该在国务院领导下，与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部共同协作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卫生研究机构。至于卫生外事工作，我们应该去开创一个卫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国家的总体外交路线，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医疗卫生科技进步服务，要在国际医疗卫生讲台上，不断地有我们伟大祖国的声音。”
真性情
黄洁夫是一个重情义讲孝道的人，无论他在哪儿工作。身边总有一大群能推心置腹的朋友。每年春节黄洁夫都要去探望自己的恩师曹绣虎教授；每次到美国出差，只要经过洛杉矶，他都要拜访大学时代和研究生时，期的导师王成恩教授。由于父亲早逝，他对母亲感情极深，极尽孝道：对妻女，他是好丈夫、好父亲。他陪女儿练字画画，打网球，周末陪妻子登山，欣赏音乐会，家里总是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
黄洁夫小档案
黄洁夫，：1946年3月出生，现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医药教材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全国肝脏移植专家委员会(Novatis)主任委员、中央保健会诊专家，还担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国际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惟一的中国委员、香港医学科学院顾问，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
1969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医疗系，1979年一1982年在中山医科大学附一院就读研究生并获外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工作。1984年一1987年赴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的外科骨干医师之一，并被该院聘为客座教授。
他曾荣获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留学人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广东省白求恩式先进工作者”，中央组织部表彰的“全国百名公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奖励，并在党的十五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2001年10月调任国家卫生部任副部长。 | 
